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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o not love you as if you were salt-rose, or topaz,or the arrow of carnations the fire shoots off.I love you as certain dark things are to be loved,in secret, between the shadow and the soul. I love you as the plant that never blooms but carries in itself the light of hidden flowers; thanks to your love a certain solid fragrance, risen from the earth, lives darkly in my body.I love you without knowing how, or when, or from where. I love you straightforwardly, without complexities or pride; so I love you because I know no other way than this: where I does not exist, nor you, so close that your hand on my chest is my hand, so close that your eyes close as I fall a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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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胡同 第2章 by Jun 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9/29/2006 11:11 AM and is filed under Jun's Work. 院里的街坊 我们院是很典型的那种，仔细看挺规矩的。当然众多的小厨房一盖起来，四合院就大打折扣了。 前院住了三户，哑巴家紧靠院门，住了全院最小的一间，屋里很黑，好像比西北窑洞什么的都黑，不只因为光线暗，而是屋里的墙、柜子都黑呼呼的，一个灯泡可能也就十五瓦。哑巴倒是也能发点声，说的话听着费劲，主要是有些疯癫，偶尔还跟谁赌气发火，样子怕人，不过实际上心眼挺好。她丈夫丁老头，现在看来长像很恐怖的，极象出土的尸首，无光的眼睛不知在看哪，嘴部好比只剩几颗牙的骷髅下颌，一般坐在炕上不大说话。我挺怕去他们家的，除非替奶奶去收水电费，可是他家挨着门口每天都得经过，好在不常碰到。 哑巴隔壁是任奶奶家，说是友谊医院的护士长，可我看她穿着打扮不那么干净，远不如我奶奶整洁。前院的三间北屋是赵雪林家，赵奶奶也是全白的头发，对我总是和蔼的微笑，不过笑里透着点威严，我是敬而远之。赵奶奶三个儿子都有正当的职业，好像工人阶级一类，名字有趣：老臭、二臭，三儿子却叫老八，缘由还没来得及打听。 往东的西耳房是花奶奶，她烟抽得最凶，样子老练得很，常扇着蒲扇搬小板凳坐在门口乘凉，她家盒子烙得好，香得吃饱了还想吃。“花奶奶”的名字其实是我起的，据说我小点的时候看她穿的汗衫是有花的，故称之为花奶奶，想来当年满街灰蓝有点花格图案又是老太太实在别致，后来一直叫着不曾改口，其他大人们不知怎么也那么叫她，以至于她的原姓大家反倒生疏了。 花奶奶的儿子成熟厚道，当时会有三四十岁，有天下午我和小组同学复习功课，忽然耳中剧痛，不一会已经不能自持。奶奶只好请人帮忙，找到了花奶奶的儿子，他当时在家，是院里最壮的汉子，于是二话不说背上我就走。因为公共汽车等不到，他愣是背着我走五六站地到协和医院，耳鼻喉科急诊在地下室，当时已经下班了，所以找了很久才找到值班医生，最后确诊为急性中耳炎，之后迅速手术，从我耳朵里夹出了一块拇指大小的血痂，甚是吓人。要不是治得及时，听说中耳炎很可能会影响大脑和中枢神经，我没准现在正口眼歪斜、流着口水、大中午坐在马路边藐视着改革开放的成果呢，也不得而知。 我和奶奶搬到里院以后，来住我们原来那两间的是小四他们家，小四行四，比我大一点，跟我正好还能玩在一起。可他有些混，不大懂事，脾气还挺大，吵吵嚷嚷老要犯刺的样子。有次他家养的兔子下了一窝小兔，放在门口的窝里，说是刚生的小兔人不能看，我哪里知道，回家放下书包就跑过来，从兔窝盒子上方看了兔子两眼。谁知小四不知正和谁闹别扭，见我动作就正好把气冲我撒来，冷不丁给了我一个大嘴巴。我登时翻了，这他妈算怎么回事，我招谁惹谁了，转头下台阶从地上抄了块扳转过来要往小四脑袋上拍，顿时被众邻居拦住。从此往后我就不太和小四来往了，见面顶多微笑两下，直到他家搬走。新搬来的段家好像不太好玩，挺世故；我因不熟，而且大了忙别的，也就没有太多接触。 西屋的二姨是个能干的样儿，人挺爽快，笑嘻嘻的经常和我打哈哈；她有一双儿女，都比我大许多，到北大荒插过队，长的壮实，老大女儿小红，儿子便叫小红弟，个儿高也幽默的很，见我面称靳军同志，那时我不过十岁出头。小红弟后来分到铁路部门工作，据说还扳过道岔，有次拿来与李玉和一样的信号灯，让我等对“红灯记”能倒背如流的孩子们羡慕不已。 小红弟围棋下得好，也爱下，常在家自己摆盘研究；我上了中学刚知道些规矩便兴冲冲地找红弟叫板，结果被让数子后仍杀得我所剩无几，几次之后气焰大跌。不过红弟并不烦，我只要敢来他都乐呵呵的陪我练，一般几手之后我就抓耳挠腮地坐不住了。 实际上二姨有个侄子徐力倒是和我玩得很多，他比我大五六岁，稳重老练、挺像个大哥，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玩法都会，什么弹弓子、砸炮枪、叠飞镖、方宝、烟盒等，地上画的游戏像“攻城”、“争皇帝”更是不在话下；另有技术较高的是用医院听诊器的橡胶管子或自行车气门心条做水枪，到水龙头灌水特要技术，灌少了水压不够喷不远，水一灌多就很容易爆。玩的时候看着把“敌人”射得浑身水淋淋的撒腿逃跑，好不兴奋。 徐力在我们这拨年龄算大的，主事比较公道，又有主意，要有打架什么的也不含糊，因此只要我们一起玩他就是当然的头，搁现在有点黑帮老大的劲儿。有徐力在基本别人不敢胡来，像小四那种脾气暴躁经常犯浑的主也比较老实，能按规则玩。我和徐力认识得最早，那时我刚上学不久，院里还没什么其他的孩子，冬天我们俩经常在雪后穿上大人的雨鞋去踩雪，最后弄得脚冰凉又湿湿的却兴致不减。现在我三岁的儿子就放着扫干净的便道不走，偏爱踩路边的雪堆，想必小孩的时候都有这种爱好。那些年降水充足，冬天的雪很大，厚厚的，堆雪人、打雪仗都很容易。雪后的天很蓝，阳光也异常的灿烂。 姨姥姥家紧挨着我们住，门也开在里院。院空间不大但很安静、少人打扰。我们的门都正对着东厢房的北山墙，我有时对着墙练练乒乓球，墙不太平所以练起来难度有点高。姨姥姥高高胖胖的曾是我们小学的老师，我上学前不久退的休，上学后每天有个任务就是给她带“参考消息”。中午放学回家排着路队，经过学校传达室去要吴老师的报，久而久之其他几个同学也对这一“工种”熟练起来，我一不留神他们也会帮我拿来。“参考消息”是有关国际大事的，起初我们认字不多也不太懂事，但慢慢地也能看出点门道，现在家里一直订阅，对国际政治、国家大事热衷不减，想必是那时养成的习惯。 相比姨姥姥的身材，姨姥爷却有些不大相称，瘦小枯干尤其是背驼得厉害，头长长尖尖柱个拐杖，说句不恭敬的话极像个虾米。姨姥爷孤傲得很，平时不大理人，白天坐在床上不起，看看书报、发发呆，好像在想心事又好像不是。据说他以前在北大中文系教过书，因此眼界挺高，好多事看不上眼，兴致来时跟我聊上几句，顺口骂句“鲁迅他妈混蛋”，或是鲁迅穿的衣服特脏什么的，他也聊过其他人，不过我年岁小不懂没太多印象了。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姨姥爷讲故事，那肯定是他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三国水浒绘声绘色地娓娓道来，显得当时的情景活灵活现。诸葛亮草船借箭尤其精彩，说是那日早晨江面上大雾弥漫，诸葛亮安排人备好船只邀鲁肃游江。鲁肃犹犹豫豫地只好跟着走，船到江中诸葛亮命人高声呐喊，吓得鲁肃直劝诸葛亮赶快回去……经过几番周旋诸葛亮满十几船的狼牙箭回营，鲁肃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在一边听得心怡神往。 姨姥爷偶尔才柱棍出去，平时活动很少，身子骨也就好不了哪儿去，不像姨姥姥每天六点起床，站在门口甩手，一甩能半个多小时。老两口也会发生口角甚至动手，于是姨姥姥准能先占上风。记得一次猛听隔壁声音突然很响，隔窗只见姨姥姥一把将姨姥爷从门口推翻在当院，然后猛地把门拴上。哪想姨姥爷七八十岁干瘦的身子竟一骨碌从地上跃起，一下蹿到台阶上去开门，见姨姥姥里边拉着，迅速伸出枯瘦但像鹰爪般的左手，猛地从糊着窗户纸的窗框中插了进去，姨姥姥见状只好松手躲开。我一旁看了这场面真感到惊心动魄，不过事过之后老两口照样甩手的甩手，看报的看报。 七十年代末姨姥爷过世，人就静静地躺在里面的大屋，这是我头一次这么近的目睹死人，尽管是那么熟悉的亲人，但仍不免心存惶恐。姨姥姥不停地抹着泪，眼睛哭得红红的。好在女儿女婿携子女从兰州调回北京，从此尽享天伦之乐，加之每日晨练、看书看报不止，一转眼竟又过了二十余年的光景，前年我从美国回来看了她，其他散居世界各地的孙辈也不知何故都回来探访。姨姥姥甚是高兴，脑子还清楚，也能认人，张嘴“你不是那个XX吗？”，果然身体还不错。只是短期记忆不大好，一个问题问过几遍转脸又来问你。去年过了年仍相安无事，不几天却突然感觉不适，如往常一样送到医院，这次竟不再回转。时间之短促，又无什痛苦，真可谓寿终正寝。女儿女婿也不见什么悲伤，乐呵呵的装修了房子，重又开始新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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