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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把他乡作故乡

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8/6/2006 12:12 PM and is filed under Je me souviens.

那一年我离开故乡小城，坐了一夜的火车，到北京上大学。我的父母和一个叔叔专程送我北上，一是担心我年小第一次离家路上有什么闪失，二是当年考上大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护送进京以示隆重。

记得一下火车的那个初秋清冷的早晨，天刚亮，北京站前的广场上有红旗飘扬，毛体校名潇潇洒洒地印在上面，正所谓“激扬文字”，指引着初来乍到的天之骄子们。空落的广场上，红旗在冷风中衬着灰白色的天空土黄色的北京站主楼，竟显得有些许的冷清和孤独。

我们坐上北京师范大学接新生的班车，穿过长安街，直奔北太平庄。当班车飞快地驶过天安门城楼前的时候，我正在走神儿，刚一抬眼，就见它从车窗外一扫而过，竟没来得及感动。在地理课上，我曾无数次对着中国地图，神往天安门的庄严肃穆，那一轮红日在它上空缓缓升起，光芒万丈……

班车驶进师大校门的时候大约才七点钟。校门口也插满了彩旗。中文系的新生接待站有几个高年级的同学已经在忙着。我的母亲蹩着一口生硬的普通话帮我办理入学手续，而我一直很沉默，或者说很沉重。想到几天之后要孤单一人留在这个陌生的都市，我的眼泪就要掉下来。办完手续后，一个高年级的男生对我说：“可以找你湖北老乡去！”

“老乡？”多么陌生的称呼。一直以为革命电影里才有老乡，就是那些搭救红军战士的老农民，他们一般都有一根旱烟袋，一般头戴斗笠，脚穿草鞋，风里来雨里去。

母亲把我领到分配好的宿舍里。我是第一个到的。这间宿舍是个很特别的套间。里屋小，有两张双层床，住四个学生，外屋四张床，住七个。母亲帮我挑了里屋离房门远的上铺，就开始帮我铺床。同宿舍的同学陆续到了，我母亲见人就说：“文儿太小，请你们照顾她！”我站在旁边看着，心里很难过。这是多么陌生的一切啊？我开始强烈地想家，想弟弟妹妹，想那条我上学放学走过无数次的铺着青石板的小街。街边的房屋大多老得很，木头的大门都乏了似的东倒西歪，想扶都不知道从哪里扶起。夏天的清晨有乡下来的妇女拎着一篓栀子花，沿街叫卖，两分钱一朵又白又大的栀子花，戴在头上，那浓浓的香气会跟你一整天，我的祖母几乎天天在鬓角上插着一朵。大日头底下如果赤脚走在石板上，会烫得人一跳一跳的。孩子们依然光着上身，在街上来回串着，或抛石子，或跳房子，或滚铁环，或拍香烟盒子，或玩收集到的塑料彩色糖纸，印有金颜色的那种最珍贵。没有玩具，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玩具。这是小城里的一条主要街道，有拖板车的偶尔经过，没有汽车。汽车，要走到城外的汽车站才看得到。没有人会想到汽车，那是和我们的生活不太相干的东西。我的父亲一想汽车就晕车。我的祖父也一辈子没有坐过汽车，他在这个小城里一辈子做着良民，闲来搬张木椅和算命的王瞎子两人坐在大门口，赤着膊，摇着蒲扇，讲讲往常的事，日子在他的蒲扇里一摇一摇地就过去了。

大学刚开始的日子很难过。我几乎不说话。一开口就想哭。要说话也是家乡话，不是不会说普通话，而是不习惯说。中文系是大系，总共五个年级，五百学生，我的老乡确实有不少。比我高一年级的几个老乡很快就和我熟起来。老乡们很照顾我，经常三五成群地来宿舍找我玩儿。在最初离家的日子里，他们给了我这个害羞的小老乡不少的安慰。

记得我的十七岁生日是在入校后不久过的，大家刚刚习惯了校园的生活，也三五成群的熟起来。正逢国庆三十五周年大庆，校园里整天欢声笑语，高音喇叭播放着嘹亮的集体舞曲，高年级的同学都去参加庆典排练，我们新生虽然没有份儿去天安门广场狂欢，却一样感受到弥漫着的热烈气氛。正是那一年的庆典，在无数受邓小平检阅的大学生中，有人打出了“小平你好！” 那个划时代的标语，而它的意义我在多年以后才真正地理解了。

我在班上年纪最小，却是第一个过生日的。因为国庆，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张加餐眷，大家就从食堂打回比平常好得多的饭菜，在宿舍里庆祝我的生日，我的老乡们也都来了。大家将革命歌曲，流行歌曲包括靡靡之音都高唱了一遍，还敲了饭盆，拍了桌子。那欢歌笑语久久地荡漾在那一片蔚蓝的天空下，那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仿佛无穷无尽。

大学的五年在北京，更准确地说是在师大校园渡过的。天安门虽不远，22路公共汽车一小时内就到，但我不常去。远一些的长城、颐和园、圆明园大约总共只去过一回。去得多的是新街口和校门口的北太平庄。去新街口一定吃桂风米粉，小小的门面只有两三张桌子，坐得下五六个人，那一碗米粉却是无比的美味，是上大学时的我最奢侈的消费。北太平庄有个农贸市场。我和同学拿了全国粮票来换五香花生米或者袜子。吃多了香喷喷的花生米，我们的脸也像花生米一样红红地鼓起来。

人说校园象座象牙塔，我没见过象牙塔，但我想象牙塔应该象师大的校园——

春天来了，女生宿舍院子里那几株紫丁香一开，到哪儿都闻得到那一股沁人的芬芳；夏初时节，槐树上会挂满了一种叫做“吊死鬼”的肉虫子，走路一定要小心绕开；秋天的时候，院子门前两排齐齐的银杏树，就落了一地金黄的叶子，踏上去吱吱作响；冬天树叶落尽了，北风一吹，不用夜深人静也听得到窗外的风吹打空枝的声音，北京的冬天就显得更冷了。熄灯以后，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悄悄话，可以和要好的同学一直讲到天明。

女生宿舍到中文系的教2楼，是个大斜角。走路要十分钟以上。可是学三食堂就离得近了，出门就是。大多数的日子里，我总是盼着食堂开饭，仿佛那才是一天中最要紧的事。青春的日子就在这样的盼望中蹉跎下来。

每年的寒暑假必定是要回家的。坐火车，坐二十个小时的火车。年轻的我不怕坐火车，坐习惯了，再挤也不怕。有一回火车超员，行李架上都挤满了人。一旦坐下，转身都难，更甭提上厕所。那二十个小时，我没有动弹一下。到站下车后，有好一阵子腿都不会走路了。为了回家，再大的苦都吃得。

回到家，家人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我的胖瘦。一般都会说：“胖了！胖了！北京吃面吃胖了！”只有一回，父亲抚摸着我的额头，说：“瘦了！”

在家玩过了假期，该返校了，就犯了难。一是闲散惯了，不愿上学；二是不想离开家，离开父母和熟悉的故乡；三是火车票难买。有时候父母托朋友顺路去武汉买，有时候要到了武汉现买。现买的话就要排上很长的队，等上几个小时。有时候连从小城到武汉的火车都挤不上。有一次，从襄樊的火车到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挤，有挑担的，有提筐的，都堵在车门口，谁也上不去。火车慢慢地启动了，大家就跟着火车跑，我也跟着跑，母亲拎着我的行李箱在后面追。我大声地冲母亲喊：“你快点儿，你快点儿，你怎么那么慢？”火车一时却停了下来，我终于挤了上去，母亲刚从车窗里将行李箱费力地递进来，火车就开动了。我看着母亲徐徐远去的身影孤独地站在月台上，泪眼模糊了。

回到学校，发现草深了，白杨树的叶子结了一层蜡，在太阳下闪着油油的光，风一吹，便细细嗦嗦地响，抬眼看，天高云淡，又是一个北京的秋天。走进女生宿舍，楼道里一股熟悉的气味便扑面而来，有些潮湿，有些阴凉，在每次回到学校的头几天里，我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我并不喜欢的气味，那是一种远离父母和家园的气味。

就这样，在离家回家，回家离家了九次之后，我毕业了。拿到一本红色的毕业证书，七月里我离开了这个生活和学习了五个春夏秋冬的地方，搭上南下的列车，去往深圳。那一年我二十一岁。

从任何角度讲，八十年代末的深圳十足是一片热土。这座年轻的城市十年以前还是一座渔村。十年以后，深南中路两旁的高楼大厦林立，棕榈树和高大的木棉交相辉映，好一幅南国的风景，只是，天没有北京的天高，树没有北京的高。空气又潮又热的，仿佛有无穷的水汽在蒸发，人也跟着蒸发起来。七月天里，每天中午会有一场阵雨。长则半小时，短则几分钟。阵雨过后，天空必然晴朗起来，太阳也回来了，一切却干净多了，尤其是那些种在居民楼前的灌木，象刚冲了个凉，清爽起来。

刚到深圳，人生地不熟，又听不懂白话，我不敢到处乱走。只在工作单位所在的人民南路附近活动。好在人民南路就是深圳的王府井，商店林立，饭馆随处可见，有得吃有得逛，也自在得很。

深圳是个移民城市，五花八门的人都有。不会讲白话没问题，普通话人人听得懂。不过，你一开口，卖东西的就知道你是北妹，想骗你一下时，胆子会大一点。一年以后，我也开始用蹩脚的白话讨价还价了。老广说，我的白话讲得不错，只是有北方口音。我一听，什么？北方口音？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南方人呢。转念一想，可不是，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都在广东以北，他们才是真正的南方人。

在深圳，有南方人和北方人之分，有讲白话和讲普通话之分，却没有故乡人和外乡人之分，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外乡人。见了面往往第一句话就问：“你从哪里来？”如果我说湖北，回答会是：“不远，不远，出了湖南就是。”如果我说北京，就必定听到这样的赞叹：“怪不得普通话说得那么好！”

很快，我习惯了深圳的生活。大约一年半以后，我把长发烫卷了，坐了飞机，回了趟小城老家。记得回去的时候是冬天。父母和亲戚见我穿了一件极鲜艳时髦的毛衣，纷纷问我多少钱买来，听我回答“三百”，便啧啧称叹。

在深圳工作了两年以后，认识了从北京来的他。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又是清华大学毕业，一开始就对他另眼相看，心底里当他是故乡客。一年以后，他对我说，跟我回北京吧，我们结婚。我一点头，就做了他的妻子，跟着他回到了久别重逢的北京。

再一次回到北京，我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懵懂懂的小姑娘。虽然在深圳并未十分闯荡，只在一家公司里当公关文秘，但几年的工作经历下来，我身上的书生气少了，也不再那么害羞，说话的声音也大了。

嫁了北京人，虽然和公婆住在一起，在北京毕竟有了自己的家，对北京的感情自然更深了一层，也开始把自己当了半个北京人。户口仍然留在深圳，虽然在北京只算个盲流，我却盲而不流，开始了真正的北京人的生活。有一天我的先生忽然对我说：“你的南方口音一点也没有了，说话越来越侉！”我听了竟不怒反喜。

大约人都如此，有了自己的家，就不再急于回父母的家了。而我的父母也似乎有了心理准备。常言道，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好在儿子一直留在身边，我的父母便开始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他身上。而我从时间上，空间上，甚至情感上离他们越来越远。彼此开始变成了的一个遥远的安慰甚至是符号。

不久，我随着丈夫开始了漫长的留学生涯，那已经是九十年代末期了。刚到波士顿的那几天，我走在街上，恍如身在梦中。到处都那么的不同：富丽堂皇的教堂，欧式的红砖大厦，厚重的大理石门廊和窗台，无处不显示着这个国度气势非凡。还有那些殖民式或维多利亚式的独栋民宅，每一栋门前的草坪都修得整整齐齐，绿草如茵，各种各样鲜花，争相怒放，街上行人很少，偶尔见到一个陌生人，也是对你笑脸相迎，问候一声“早上好！”如果你愿意，他还可以随时停下来聊上几句。我走在这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有一种怯怯的感觉，仿佛“外国人”三个字就写在我的脸上。有一回等公共汽车的时候，一个修女装束的人走到我面前向我问路，我当然无法给她指路，心里却很惊讶，难道她没有看出来我是一个外国人吗？

她当然看不出来。原来，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尤其是波士顿这样的都会城市，什么样的面孔，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身份的人都有，却没有人假设你是外国人。

九十年代出国的留学生比起八十年代出国的要幸运的多，如果有奖学金，节省一些日子还过得去，并不一定要去中餐馆打黑工。我的一个学友当年在纽约中餐馆送外卖，曾经多次遭到抢劫，有一次还差点送了命。师兄讲这些的时候，几乎声泪俱下。有些留学生一打上餐馆工就一直打了下去，把功课学业全都抛在脑后，人也渐渐地垮了下来，什么理想抱负都没有了，只想着赚够了钱开一家自己的餐馆。有些留学生尽管没有打工，可生活过得极其节省。我曾经有个同屋，叫小毛，虽然同在一个屋檐底下，我们碰面的机会并不多。每到周六才见他到公用的厨房，将一个星期的饭菜做好，然后将大盆大盆的菜放在冰箱里冻起来。小毛人很安静，没有朋友来找他。平常他房间的门也总是关着，人在和不在都一样。有一天，他的房间里忽然传来音乐声，又有讲话声，仔细一听才知道，原来是从电视里传来。心想小毛终于买了台电视，这下他的生活可以丰富一些了。从此这电视成了小毛的好朋友似的，每天都开着。直到有一天，我从他的门前经过，正好碰上他的房门大开，我看见了小毛的电视。那是一台老掉牙的小电视，屏幕上只见雪花，不见人影。原来电视是小毛从外边捡来的，当它是收音机，一直听了它半年多。其实，在美国电视机并不贵，一台十九寸的彩电才一百多美元，小毛每个月的奖学金除了房租和吃饭，买一台电视机应该绰绰有余。我没有问过小毛为什么不买台好一点的电视，我想也许是节省惯了，也许是要寄钱给国内的家人，总之，原因会很多。

因为有家人的帮助，我们经济状况就好得多。有朋友在一家犹太餐馆打工，暑假里我的先生便跃跃欲试。朋友说可以推荐实习一周，只干活不拿钱。为此我还专门找出来几件白衬衣。第一天，先生穿得笔挺去餐馆上班，端了盘子，还真是个店小二的样子。晚上回来我问他情况怎么样，先生回答说不错还吃了一顿免费午餐。谁知第二天，他就不小心将凉水洒在客人身上。打工的事就不了了之，回来专心攻读学位。

相比而言，我似乎就能干得多，找了一个陪护的活，照顾的是一个九十多岁坐轮椅的犹太老人，叫伊娃。一周工作一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陪护。白天大部分的时间是她打盹，我看电视。中午准备简单的午餐，照顾她吃下，下午送餐公司送晚餐来，还是照顾她吃下，傍晚有黑人护士助理来给她洗澡，晚上由我陪她一起睡觉，我睡的是一张简易床。

伊娃只有远期记忆，没有近期记忆。她唠叨得最多的是个叫“龚马丽”的中国人。她是伊娃八十年前的小学同学。伊娃的女儿还专门将伊娃的小学毕业照拿出来给我看，照片的最后一排果然有一个圆圆脸的中国女孩。伊娃的女儿说他们曾试图寻找过龚马丽。

伊娃见到我，总当我是他儿媳妇的侄女意塔。意塔从以色列来，伊娃不太喜欢意塔。有一天伊娃对我说：“意塔，我觉着你长得有点像中国人呢。”

伊娃有糖尿病，身上的皮肤烂得厉害，早晚要给她上药。除了帮伊娃上厕所，这其实是个又轻松又好赚钱的活。每月只工作四天，并不耽误我的学业，赚的钱除了付房租，还有二百元当饭钱。就这样我一直做了一年。一年以后我拿到了学位，进入了一家电脑公司，正式开始了洋打工的生涯。而伊娃在我走后不久就去世了。

屈指算来，我在波士顿已经度过了九个年头。这九年间，我象一株移栽的树，竟适应了这里的气候和土壤，扎下根来。前几天和一个美国同事聊天，她忽然问道：“你会讲中国话吗？”我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我的心却茫然了。

也曾回国，也曾回乡，然而为什么每当我结束了旅程回到波士顿的家，回家的感觉却最强烈，最真实？

北京已不再是从前的北京。走在大街上满眼的是陌生的高楼大厦，北京已俨然是一座崭新的现代化都市，从前那灰砖黑瓦的古都风情几乎消失殆尽。有一次，我竟然在原来十分熟悉的地方迷了路。师大校园也变得无法相认。当汽车经过小西天，家人告诉我，这就是师大，我吃了一惊。几栋非常现代的建筑物凭空而起，不互相协调，也不互相呼应，更不与周围的建筑互相映衬，倒像是几个在攀比的暴发户，商人气有余，书生气不足。这哪里是我曾经的寻梦园？

故乡的小城更是面目全非。原来的老房子被拆除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毫无特色的小炮楼。街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出租车和电动小三轮的喇叭响个不停，还有满街廉价的商品五颜六色。一切都杂乱无章。我童年的故乡已经不在了。

故乡的亲人似乎也疏远了，我不是他们归乡的游子，我是他们远方的客人。

而我自己则是鬓毛未催，乡音已改。

北京远了，故乡更远。

2005年4月8日

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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