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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

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8/8/2006 3:44 PM and is filed under Je me souviens.

本的名字是本杰明，大家叫他本。本是我来波士顿认识的第一个美国人。他雇了我和其他三个中国女人，照看她九十三岁的母亲伊娃。

本其实是我的东家。

我到波士顿的时候是五月，离波士顿大学开学的日子还有三个多月。早在来美国之前，我就下好了到美国吃苦的决心。于是我和我的先生军商量找一份工作挣点钱。我在北京的公公婆婆也非常赞成，说年轻人吃点苦好，最能锻炼人。

所谓留学生打工，一般指的是打黑工。正儿八经的工作必须有打工证，而美国移民局明文规定留学生除了在校内勤工俭学，不可以做其他的工作。这些当然难不倒从中国来的留学生。给中国家庭看孩子或在中餐馆当服务生一般情况没有人查打工证，只要移民局不管，请人的是不会问的，双方心照不宣，再说移民局哪里管得过来？

我买来一张《世界日报》，开始留心招工栏里的小广告。这些广告大部分是中国人请保姆，中餐馆招服务生或外卖，国内华人女士征婚，中国护照遗失声明等等五花八门。有的小广告只有一行字，上写觅年轻秀丽女士工作轻松月入万元。我的妈呀，纵然我既年轻又秀丽，这可明摆着是个火坑哪！

有一则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

　　“牛顿市一美国家庭诚聘有医疗护理经验的中国女士陪护坐轮椅老妇人，待遇从优。有意者请电：617-XXX-XXXX或至信XXXX号信箱。”

我马上提笔写了一份简历，将去年我婆婆生病住院我去医院照料她的事实重点突出了一下。信发出去了。不出所料，三天后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男人有一口浓重的波士顿口音，自称本。本非常友好地和我聊了几句，然后通知我第二天去一个养老院见面。

放下电话，我很兴奋，也很忐忑，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真的打工了！那一夜我睡得很不踏实，还做了一个恶梦。我来到一个空旷的屋子，有一个老妇人穿着件白色的毛衣，坐在轮椅上，背对着我，头耷拉着。我小心地走到她面前，她一抬头，啊呀，那一张惨白的脸和死人般的眼睛——。我从梦中吓醒。军睡得正熟，我紧紧地抱住他。他迷迷糊糊地说了句怎么了，又回到梦中。

我和军准时来到那家养老院，一个六十多岁高大的男人在门口迎上我们，和我握手，又和军握手，他就是本。本有着一双犹太人特有的大眼睛，深棕色，眼白多，眼梢往下掉。本长腿大肚，头发也不多了，因为高，他的秃顶一般人是看不到的。本穿了件蓝色的衬衣和乳白的制服裤子，干净利落，只是他的衬衣口袋里竟插着四支笔。

本带我们来到养老院的会客厅。我见到了那个梦中的老妇人伊娃。伊娃当然没有我梦中的那样恐怖，但情况也十分不妙。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老的老人——一张粉白的脸上除了皱纹就是那根大长鼻子，棕色的眼睛被岁月洗白了，偶尔才转动一下。因为是春末夏初，她穿着一件齐膝长的大花褂子，一双小腿露在外面。这哪里是人腿，简直是骷髅，我不寒而栗。

本走到她母亲跟前，一条腿跪下，在伊娃的脸上亲了一下，说：“妈，你今天过得好吗？”

伊娃看到本，脸上泛起了笑容，缓慢地回答：“老样子嘛！”又问：“本，你去哪儿了？我到处都找不到你。”

本笑了，冲我眨了一下眼睛，然后抚摸着伊娃的脸，象一个父亲抚摸着幼小的女儿，说：“妈，我哪儿都没去呀！我来带你回家了。”然后指着我说：“妈，我给你带来了新朋友。”

伊娃这才发现身边的军和我，看了我几秒钟，说：“你认识龚玛丽吗？”

我摸不着头脑，只好笑了一笑。本马上解释说，龚玛丽是伊娃的小学同学，是个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伊娃老了以后总是不停地提起龚玛丽。

这次短暂的面试以后，我竟然被雇下了。同时被雇下的还有另外三个人，她们是茱丽，梅，李医生，一色的中国女人。茱丽的中国名字叫仲丽，沈阳人，离了婚，有一个六岁儿子和前夫一起仍在沈阳。茱丽人长得白，照本的话说她长得比白人还白。茱丽很善良能吃苦，在沈阳是个儿科医生。茱丽的英语很不好，说话要连比带画才能让本听明白。和她的普通话一样，茱丽的英文带有浓重的东北口音。梅是个个子高大的上海人，四十多岁，大眼睛圆圆脸，长得也黑，爱说话，嗓门大。梅的英文也不好，但她不管，象说中文一样滔滔不绝，英文的文法到她的嘴里全部投降了。本经常开玩笑说梅简直是在谋杀英文。梅平常在一座大学的化学实验室里当技术员，周末才来打这第二份工。梅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我见过一次，也是人高马大，据说书读得很好，读的是波士顿有名的拉丁学校。李医生我只见过一两次，只记得她三十多岁，很严肃。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跟着大家叫她李医生。李医生在国内的时候一定是个医生无疑。

这三个人加上我，将伊娃的一周七天瓜分了去。因为我是学生，只干一天，其他人干两天。我的时间表是周四晚上七点到周五晚上七点，二十四小时整。我接茱丽的班，梅接我的班，而李医生几乎和我无关，只在偶尔有人调班的时候才碰个面。

本将伊娃从养老院接回自己的家以后，我的陪护工作就开始了。工作从晚上七点钟开始，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经过简单的交接，头一天当班的茱丽下班，不久助理护士来给伊娃洗澡上药并送她上床。助理护士并不固定，但全是年轻的黑人女人，她们大多从海蒂来，会讲法语。有时候助理护士来得早，我就和她聊会儿天，打听彼此从哪里来等等。有一回她问起我的岁数，我让她猜，她猜我十八，我大笑，她又猜我十七。大约东方女人总是给人没有发育好的感觉吧，而在我的眼里，那些黑人少女一到十三四岁就个个熟得象炸开了口的石榴。

助理护士应该每天都来，可是经常无故不来。助理护士不来的时候，给伊娃洗澡就是我的事了。那可是一件苦差事，要用很大的力气把她搬到洗澡专用的椅子上，再用特别的洗发水和浴液给她冲洗。伊娃有糖尿病，浑身的皮肤都烂遍了，洗起来要格外小心，否则伊娃会大声叫喊，说有人要杀她。大约九点钟，伊娃上了床，开始闭着眼睛在床上唠唠叨叨，眼睛闭着是因为上了眼药睁不开。这时候的伊娃去了假牙，下半截脸就完全塌了下去，看起来有一百岁。有时候她唠叨一会儿就睡着了，一夜不醒，碰上这样的时候就很幸运，睡在旁边简易床上的我也能有个好觉。有时候伊娃从梦中惊醒，突然大喊大叫起来，喊她去世了几年的丈夫朱利斯，喊龚玛丽，碰上这样的时候就很惨，要陪她闹一夜。

早上起床，我给伊娃穿好衣服戴上假牙之后，送她到客厅，喂她简单的早餐，通常是烤面包加炒蛋和橙汁。接下来的时光就好打发多了，基本上是伊娃在客厅里打盹儿，我看电视。本家里的电视一直开着，有HBO电影台，我就一个接一个的电影看下去。有时候伊娃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话或自言自语，我也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她。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叫文，她说：“When？When and where?”我说是。后来只要说起When and where，伊娃知道是我。但大部分时候她当我是她儿媳妇的侄女意塔，意塔意塔地叫我，我也答应她。有一天伊娃对我说，意塔，我觉得你长得像中国人呢。

到了中午，我要做一顿简单的午餐，一块三明治加一碗鸡汤几块水果，鸡汤是伊娃的女儿菲做好送来冻在冰箱里的。我吃自己带来的中国饭。如果天气不好，我和伊娃一整天都呆在家里，家里也没有别人。本的妻子迪沃尔一早出门，到傍晚才回家，很少和她碰面。她是来自以色列的犹太人，皮肤黑，但看起来比本年轻许多，听说是和本结了婚才来美国的。迪沃尔对伊娃和我都很冷淡，只打招呼不闲谈，似乎在躲着伊娃。伊娃说她不喜欢迪沃尔，也不喜欢她的侄女意塔。我从没见过意塔，不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人。

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专门为老人送餐的公司会送来伊娃的晚餐。晚餐也很简单，一般是奶油鸡肉加煮四季豆，伊娃并不爱吃，嚷嚷要吃虾，我说今天没有虾，等明天吧。伊娃也就作罢，还安慰自己说，虾这样的好东西不是天天能吃得上的。等伊娃吃好了晚饭，就到了梅来接班的时候了。

我和茱丽没有车，本答应每次由他来接送我们上下班。每个星期四下午六点半左右，本就开了他那辆破旧的大屁股雪夫兰轿车，等在我家的门口，我掀起百叶窗，如果看见他的车停在街上，就赶紧出门。有时候他早到了，也不上来按门铃，仍然在车上等。

本是个独立建筑承包商，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手边有似乎干不完的活。本每天清晨四点起床，喝一杯白水吃一把维生素，就上路到他的工地上去。本的生意好的时候有好几个工地同时在开工，有的工地远在康州，要开两三个小时的车。本白天一般不吃饭，只喝可乐。有时候他捏起肚皮开玩笑说，看看，这都是可乐变的。如果中午有时间，本一般也不回家，而是到奥斯顿的那家中餐馆呆上一阵，只叫一小碗馄饨汤。那家中餐馆的人都认识本。本对他们很大方，三块钱的馄炖汤，小费给了五块。

本的车子里面永远乱哄哄的，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建筑图纸，各式测量工具，还有成堆的空可乐瓶子。每次我要上车之前，本都不得不挪开堆在车座上的零碎给我腾地方。本开车很慢，经常有人在后面按喇叭，本还是不紧不慢，如果有一辆车从他身边愤怒地飞驰而去，而开车的又是一个年轻女人，本会摇摇头，叹一声：“年轻女人！”本开车不仅慢，有时候还边开车边画图，也许波士顿的每一条大街小巷他都熟得不用眼睛了吧。说也奇怪，我坐在他的车上并不害怕，反而觉得稳得很。

本的家在牛顿市的西部。牛顿市是大波士顿地区一个犹太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也就是说是富人区。本的房子并不十分大，在牛顿市几乎随处可见，但是它有个非常气派的大门。门前是个不大的院子，种了些花花草草。天气好的时候，我推了伊娃到门口晒太阳。四周清静极了，除了满眼的绿，就是花，各色的花，叫不出名字的花。知了在树上唱歌，门前没有一辆车经过，我坐在草坪上晒太阳，而伊娃永远打着盹。

本白天很少回家，只要一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客厅看伊娃，照样跪下一条腿，亲吻她，问她一天过得好不好乖不乖。伊娃这时总会很高兴，脑子也似乎清醒一些。

伊娃有三个孩子，女儿菲最大，已经快七十了，家住得不远，三天两头来看伊娃。小儿子费力浦在弗罗里达，我只见过一次。

在伊娃的房间里摆放着三个相框，镶着三张照片。一张是伊娃年轻的时候，和现在判若两人，很高大精明的样子。另外两张是两个海军军官的照片。其中一张上的那个年轻人简直英俊逼人。我问本他们是谁，本笑着说那是费力浦和伊娃另一个被中国人杀死了的儿子。我很震惊：“什么？被中国人杀了？怎么杀的？哪一个？”本指了指那个英俊的。我一时感到很难过，正想问个究竟，本哈哈大笑起来。我才明白，那个十分英俊的就是本。

本是伊娃最心爱的孩子。虽然伊娃对眼前的事糊里糊涂，她对很久以前的事情却记得很清楚。她告诉我本以前有个女朋友是中国人，英文名字叫赛丽娜，是本的军舰在香港停靠的时候认识的。伊娃说：“本只喜欢中国女人！”

本不仅喜欢中国女人，也认识很多中国女人。但他经常对我说起的是一个叫南京的中国女人，告诉我许多关于南京的事——她的离婚，她的住在中国城叫彼得的男朋友，彼得怎样打了南京，南京离开了波士顿，等等等等。我总是心不在焉地听着。直到有一天茱丽对我说南京其实是本的女朋友，我才有些恍然大悟。我问茱丽她是怎么知道的，茱丽说在本的房间里有一张本和南京的照片。我后来也看到了那张照片，照片上是本和一个四十多岁方脸短发的亚洲女人。那一定是南京了。

南京走了，却多了四个中国女人在本的家里进进出出，你来我往。日子过得很快，伊娃更老了，一天不如一天，我害怕有一天伊娃在我当班的时候死去。果然有一天，我刚要推伊娃去卧室睡觉，发现伊娃的头耷拉下来，眼睛往上翻，我喊她，伊娃没有反应。我便吓得大叫起来。德沃尔在厨房听见，赶紧过来一看，也唬了一跳，马上打了911。几分钟后，救护车救火车来了一街，把伊娃送到医院去了。两天后，伊娃又回家了。伊娃算是闯过了一关。

可是不久的一天，我接茱丽的班的时候，发现伊娃的额头包着纱布，茱丽的眼睛红红的刚哭过，原来茱丽帮伊娃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摔了她。本对茱丽说这是正常事故，没什么大事，我也安慰茱丽。第二天梅来接我的班，一看见伊娃的样子，就生气了，义愤填膺地说茱丽怎么那么不小心，将伊娃摔成这个样子。本听了也不以为然，倒是私下对我说梅这个人很上海，是个人物。没想到才过几天，伊娃又摔了，这一次更厉害，竟鼻青脸肿，是梅给摔的。

本有五个儿子，没有女儿，大儿子快三十，小儿子也十九岁了。他们一个个都很高大英俊，我几乎见不着他们，但他们小时候的照片都挂在客厅的墙上，我看得熟了。本说他一直想要个女儿，说我就象是他的女儿。

本确实对我很好，以至于我从来没有觉得他实际上是我的老板。本教我学开车，找来黑人帮我搬家，买来票让我去看戏，送来一件大衣，说Filene's Basement那天大降价，这大衣便宜得很，本带我去他常去的那家中餐馆吃午饭。

在送我上下班的车上，本经常对我说：“文，你真美！”我笑一笑，认为这是美国人的习惯不可十分当真。

有一天在送我回家的路上，本说有个朋友去旅行了，托他看房子，要顺路去一趟，我说没问题。到了地方，本让我也进去看看。我走进这套很优雅的公寓，便东张西望地四处打量。这时，本不知从哪里拿了一盘录像带放了起来，我一回头，发现那竟是一盘黄色录像带，画面不堪入目，而本正从后面抱住了我的腰。

“本，你这是在干什么？快送我回家去！”我正色道，心里却害怕起来。

本马上红了脸，关了录像机。在送我回家的路上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回到家里，我把这件事告诉军的时候，眼里噙满了泪。

不久，我开始在一家电脑公司实习，就辞了伊娃的这份工。屈指算来，在这十三个月里，我一共干了五十二天，一千二百四十八个小时。伊娃在我走后不久就去世了，大家就真的散了。

我和茱丽，梅，李医生以及本都断了联系，这一断就是八年。有时候会想起那段日子，心里不免仍有惦念，今年本该有七十五岁了。

前不久，军的一个朋友忽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认识本，我很意外，告诉朋友曾经和他很熟。朋友说和本有生意联系，正和他在一家中餐馆吃饭，和本在一起的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女人，刚到波士顿不久。

2005年4月18日于波士顿

本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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