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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读书人

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8/8/2006 2:59 PM and is filed under Je me souviens.

我们那儿管大伯父叫大伯爷，管不理家务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也叫大伯爷。“小三儿，挑水去，莫站在哪儿，象个大伯爷似的！” 我们那儿做母亲的总是这样训斥孩子。我想因为大伯爷是长子，在一家之中的地位尊贵且不事劳作，才给人这样的印象吧。我的父亲行二，因此我有一个大伯爷。　　

我的大伯爷还真是个大伯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厨房大约是没进过的，洗脚水每天由大伯妈端到床前。然而，我们这一大家子里谁也没有认真地抱怨过，当是件天经地义的事。　　

因为大伯爷是个不同凡响的人。　　

大伯爷，名光昭，字建平，民国十六年生人。我记忆中的大伯爷总是这个样子：五、六十岁将老未老的年纪，洗得发白的深蓝色的中山装，套在棉袄上面，一顶旧解放帽，一双旧解放鞋，走路的时候脚后跟不着地，一颠一颠地。

我不记得大伯爷还有任何别的样子。他年轻的时候我没有见过，连照片都没有见过。我确信他没有留下任何年轻时的相片，或者说他年轻时根本没有照过相，因为比他小十几岁的我的父亲也仅有两张年轻时的相片。

大伯爷和我父亲长得很相似：长方脸，鼻直口方，眼睛不大，眼皮很双，有一对长而浓的眉毛。我父亲５9年的高中毕业照我是见过的，相当英俊，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想大伯爷年轻的时候也应该是很英俊的，只是我很难将年轻英俊和大伯爷挂上钩，不知道大伯爷的子女们有没有印象，我没有问过他们。

然而，我只记得大伯爷五、六十岁将老未老的样子。但无论我或者任何别的人记不记得，大伯爷确实年轻过的，英俊过，也才气勃发过的。

大伯爷五岁启蒙，进私塾，读书写字受教。读的是三字经，千字文，上孟下孟。大伯爷天资聪颖，几乎过目成诵，等到后来上靖文小学的时候，大伯爷已经能写得一笔好字。我的祖父对其寄予厚望，希冀着这个长子能有所成，至少让陈姓一族能出个正经的读书人。

据说我的太祖父是要饭来到这个江汉平原的小城里的。至于为何要饭，要了多长时间的饭，要饭之前家在何处做何营生，我的长辈们似乎都不甚了了。只是要饭看来是个事实。

太祖父养了三个儿子，因为穷，只有两个儿子娶上了媳妇，其中的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曾祖父生了四个儿子，倒是都娶上了亲。我的祖父行三，名可富，只上过几年私塾，却写得一笔好字。祖父的字和他的人一样中规中矩。祖父和他的三个弟兄一样，以做小生意为生，卖炸花生米和水酒。陈家的五香花生米和水酒远近有名。

“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教九流中，商人是排在很后面的。在大伯爷出生以前，科举就取消了，要不然大伯爷一定会中个举人。人往高处走，书读得好总是个好兆头。大伯爷从靖文小学毕了业，进了博文中学，一路都出类拔萃。靖文小学和博文中学都是天主教会办的免费学校。虽说是免费的，博文中学却是当时县城里唯一的中学，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得去的。

初中临毕业的时候却出一个岔子。大伯爷替一个富家子弟做了期末考的卷子，被学校发现后，竟遭除名，并不准升入高中。大伯爷的学而优则仕的前程竟然从此给断送了。这年大伯爷十五岁。

我可以想象，这一变故对于大伯爷怎样的遗憾，对于祖父又是怎样的打击。祖父共生了六儿六女，其中竟有六个夭折，尤其是大伯爷底下的那个儿子小名叫长青的，长到上十岁，在城门口的府河里游泳淹死了。据说这个儿子是最聪明可爱的，读书也极好，祖父极其钟爱。祖父的四儿二女中，除了大伯爷和我的父亲，其他都不是块读书的材料。而我的父亲虽然读书永远是拔头筹的那一个学生，却十分玩劣，极尽爬墙上树打架斗殴偷花生米之能事，因此不讨祖父的欢心，也一直不受重视。

大伯爷回到家来，虽也帮着祖父祖母炸花生米卖花生米，大多的时间仍是看书习字。大伯爷自小老成持重，说话不紧不慢，虽然只生在小商之家，却颇有读书人的气质。因此，我很难想象炸花生米卖花生米的大伯爷的样子。

大伯爷成亲早，娶的是冯家的三女儿华秀。那年大伯爷十七岁，华秀十九岁。华秀是个苦孩子，父亲早死，跟着伯父靠织袜子过活。华秀人善良勤快，长得团头大脸，个子高，一双天然大脚，一副结实的身板。华秀没有读过书，不认字，对做小生意的水酒陈家，还属门当户对。祖父娶了个实实在在的儿媳妇。华秀过门不久就开始生儿育女，为这一大家子灶上灶下忙个不停。

忽然一日城门外响起了炮声，日本人进了城，小县城沦陷了。城外有枪声，城里却没有死人。没过多久，城里的人就对驻城的日本人习以为常，竟然相安无事。日本人还办了个小报，因为大伯爷的文字远近闻名，办报的日本人就叫大伯爷去抄抄写写，因此一来，竟为日后的际遇打下了第一个伏笔，这是当时十七岁的大伯爷和三十七岁的做小生意的祖父做梦也想不到的。

日本人来得快去得也快。日本人走了，国民党军队来了。国民党的部队一到，就抓起了壮丁，所有年满十八岁的男丁一律应征入伍。　　大伯爷逃了。第二天，祖父被抓入狱，陈家上下几十口子顿时乱成一团。几天以后，逃到汉口的大伯爷得知这一变故，蹲在汉正街口哭了一场，立即找到国民党在武汉的征兵处，入了伍。征兵处开了一张证明，大伯爷托人捎回家，祖父被放了出来。这是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事。

入伍以后，大伯爷所在部队的新兵被送往台湾一个基地受训一年。解放前去过台湾这一事实，无疑给他未来的命运留下了又一个伏笔，这也是那年十九岁的大伯爷和三十九岁的祖父做梦也想不到的。

训练结束后，大伯爷的部队派驻十里洋场的上海。我想，从小城走来的大伯爷那时一定见世面了。大伯爷是否进过百乐门逛过外滩，我已无从知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大伯爷对这些不感兴趣，他想家想祖父。大伯爷不愿过漂泊的生涯，军旅更是和他格格不入，他盼着有一天回到故乡的小城。

而这一天竟然很快就到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叫做《决战上海》的革命电影，解放军大军进城的镜头印象很深，当时我和所有的小学生一样，被这一镜头深深地感染了，在我们纯真无邪的心灵里，对解放军的热爱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那时的我万万也想不到的是，我的大伯爷不是那威武神气的解放军战士，而是被解放军用抢押着的那些国民党俘虏中的一个。庆幸的是幼年的我对此并不知情，否则，我的童年会确定无疑地更加黑暗了。

解放军确实优待俘虏。政策规定，国民党俘虏凡连长以下收编入伍，连长以上解散归家。大伯爷在国民党部队这四年，只当到排长，大伯爷归家的梦眼看就要破灭了。

大伯爷作了一个天大的决定：谎报军衔。这当然又是一个命运的伏笔。大伯爷作为一个国民党的连长，被解散回家了。

陈家团圆了。祖父想，这下可以过安心日子了。

在以后的五六年时间里，陈家结结实实过了几年的好日子，全中国人民大概都结结实实地过了几年的好日子。大伯爷的几个孩子也相继出生了。在这期间，大伯爷在县楚剧团当编剧，歌颂新社会。大伯爷从心底感谢共产党给了他新的生命。他把所有的才情奉献出来。县城一中（博文中学）门口的两面墙漆得彤红，大伯爷用最大的毛刷，沾了金颜色，写下了八个庄严饱满的楷书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县城几代新中国接班人都是在这八个字的照耀下长大的，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八个镏金的大字，虽然直到他们毕业，走上各自生产和战斗的岗位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并不理解这几个似和又背的汉字的真正含义。这八个字保留了很多年，一直到我上中学的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人敢抹了它们，原因当然不是它们是大伯爷的字。没有人记得或关心字是谁写的，但是，当三岁的小孩走过一中的大门前，他们会举起小手一个一个点着这几个字，用玻璃一样清脆纯净的童声唱读起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是县城里很多小学生会认会写的最初的几个汉字。

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大伯爷作为历史反革命被清查了出来，证据凿凿。

一九五七年反右，大伯爷划成了右派。

一九六六年，在我的三叔作为红卫兵，坐着免费的火车满中国串联的时候；在我的父亲做为造反派，带着一群人来到家里，把祖父的线装书和不多的几样古董抄走的时候，我的大伯爷正在不知道的哪个角落里喂猪。

一九七零年，大伯爷全家下放到离县城三十里外叫做赵棚的农村。在以后八年的日子里，大伯爷一家六口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涯，直到一九七八年平反回城。　　他们在赵棚的时候，我的父母以及其他亲人极少甚至从未探望过他们。虽然只有三十里的路程，大伯爷一家也极少进城。我记得有一年的春天，我的堂哥，大伯爷唯一的儿子，带了几株青翠的植物进城叫卖，根上还沾着新鲜的黄泥，堂哥说是清早刚从山上挖的，叫做映山红，开花的时候好看极了，满山遍野的红。我于是就非常向往赵棚开满映山红的山，但我始终也没有去过赵棚。多年以后，我远游海外，在波士顿安家落户，后院里有一块小山坡，我便种上了几株映山红，以聊慰童年的这个梦。

在赵棚的日子无疑给大伯爷一家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记得他们回城以后，我和其他的孩子嘲笑过我的小毛姐姐，大伯爷的小女儿，是乡下人。小毛姐姐身上的乡气很快就没有了，成了完完全全的城里人，但大伯爷穿解放鞋戴解放帽的习惯一直保留下来。回城的那一年，大伯爷已经五十有二了。

大伯爷分到县文化馆工作，写县志，研究李白，几年功夫，写出了一本《李白在安陆》，据说很有影响。　　陈家终于又一次团圆了，然而不久，陈家分家了。

祖父把一辈子置下的四进房屋分给了四个儿子。其中临街的那套最差最小的给了大伯爷。我的父母竟然分到最好的那套。　　大伯爷没有怨言，他们一家都没有怨言。

大伯爷一生安静少言，这一点和我的父亲正好相反。我的父亲聪明有才，爱夸夸其谈，而且声音极大，有人前来拜访，十米以外便听得见他的高谈阔论。有时候碰到大伯爷和父亲在一起，总是父亲在激动不已地说，大伯爷在心平气和地听。只有在大年三十除夕之夜，我才能看到大伯爷稍稍地忘情一下。

除夕最有意思也是我最期待的不是穿新衣、收压岁钱和放鞭炮，而是看大伯爷写春联。陈家所有的春联按例都是由大伯爷写出来，也有很多亲戚朋友托大伯爷写，于是大伯爷要在我们家的堂屋里（正房堂屋里）写上好一阵。我的父亲负责裁纸研墨以及写些什么，我，其他孩子和大人们围在大方桌前，看。这时候的大伯爷是高兴的，有时候竟和父亲一起背诵李白杜甫陶渊明的诗，摇头晃脑，抑扬顿挫，非常沉浸和忘情。这是我最珍贵最怀念的童年和少年的记忆。

大伯爷是难得的书法家，板桥体写得最好，写毛主席诗词用毛体，很像。那时候除了春联，陈家几房的屋子里都贴过大伯爷写的毛主席的诗词，我会背诵的几首全是贴在墙上过的。我印象最深的字却是用板桥体写的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字写得很大，当时我对这几个字的意思全然不明白。

“爆竹声中一岁除”，不知有多少新桃换下了多少旧符。我长大了，十六岁考上了大学，陈家上上下下的人都说陈家出秀才了。快八十的祖父很高兴，临去北京前，祖父颤颤巍巍地塞给我几百块钱，那是从几个子女每月交来的七块或十块养老钱里省下来的。我寒暑假回家，祖父会问我大学里是否读《孟子》《论语》。大学毕业不久，祖父就去世了。我想如果我是个男孩子，祖父一定会更高兴。

大伯爷也是高兴的。每次我回家，大伯爷都会来家里坐一坐，和我聊聊大学里的事，要知道大伯爷是极少和晚辈闲聊的。我的父母告诉我，大伯爷已是教授级的研究员了，在县城里恐怕是首屈一指的。他们还告诉我，大伯爷去四川讲学，仍是一顶旧解放帽，一双旧解放鞋，还背了一个旧挎包。当大伯爷走进教室，众人都以为一老农民摸错了门，待到大伯爷用一口乡音抑扬顿挫地讲起来，众人才恍然意识到这原是一世外高人。大伯爷讲完后，那些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竟争相与之合影留念。大伯爷这一辈子终于出了次风头。

自从我离开了家乡，竟越走越远。九九年回国探亲的时候，我再见大伯爷，大伯爷已是古稀之人，头发花白，反应迟钝，竟显出了下世的光景。我心里不禁黯然。两年以后便传来了大伯爷去世的消息。

大伯爷去世前，写了一幅字留给我，用的是板桥体。

这幅字录自李萧远《运命论》。

正文是：

故木秀于林，风必推之，堆高于岸，水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鉴不远，覆车继轨，而志士仁人犹尝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途，求成其名而历谤议于当时，彼所以处之？盖有等矣！

题款：雯侄留念，伯父光昭，癸酉丰秋

2005年6月9日午2点于美国波士顿
钱德勒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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